每经记者 金喆    每经编辑 杨夏    

5月29日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因为发展期缓慢,结直肠癌经常被称为最“笨”的癌,又因其发病机制相对清晰、可通过筛查早发现,被业内视作第二个可消灭的肿瘤,但现实情况是,结直肠癌依然位列我国十大高发癌种。

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最新癌症数据库GLOBOCAN2020,我国结直肠癌的新发病例已从2015年的38.8万例增加到了2020年的55.5万例,以每年7.4%的速度快速攀升。2022年,中国结直肠癌发病数和死亡数占全球的28.73%和30.59%。

康立明生物创始人邹鸿志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大规模的筛查对结直肠癌至关重要,只有做到“宣传到位、有支付方、方法简单”,才能够行之有效。具体来讲,一是认知度必须到位,需要政府、医院联合企业等多方机构持续号召、科普、进行有效推广;第二,需要有更好的支付方式;第三,肠镜因是侵入性检查及过程较为痛苦,很多人较为排斥,可以选择无创、简便、性价比好的筛查方法。

大规模筛查对结直肠癌至关重要

因为发展期可以长达8-10年,所以筛查能有效降低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邹鸿志8年前回国后,就致力于肠癌筛查的推进工作。他有消化道肿瘤临床诊断经验,清楚大规模的早筛对结直肠癌防治的重要性,也看到美国在大规模肠癌筛查后的效果。但在当时的中国,肠癌筛查意识还不普及。

“2010年我到很多地方去给临床医生讲肠癌筛查,他们觉得很新鲜,个别地方有机会性的筛查,但也是为了做科研”。邹鸿志说,肠癌筛查之所以在美国普及程度较好,是因为做到了“宣传到位、有支付方、方法简单”这三点。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做过肠镜,对肠癌筛查有较好的认知;也有比较先进的方法学,还有商业保险等支付方式。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和努力,邹鸿志已经能明显感觉到肠癌筛查普及度有了很大提升。另外,一些地方的卫健部门都早已意识到肠癌筛查的重要性。

据了解,目前我国可用于结直肠癌筛查的方法与美国差距不大,主要有结肠镜检查;粪便隐血试验(FOBT),包括化学法和免疫化学法;粪便DNA检测等。其中,粪便DNA检测产品具有无创、便捷等特点,目前国内有多款粪便DNA检测产品获批上市。

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主任陈坤在近日的一次活动上表示,结直肠癌筛查的短期收益评价包括参与率、检出效益及成本效果,长期效果评价是发病和死亡风险能否降低,若能采用有效的初筛手段配合肠镜检查,可有效检出肠癌及癌前病变,降低国民的肠癌疾病负担。而筛查方法和模式需根据我国国情选择,初筛和精筛两阶段的筛查是适合我国的最佳模式。

为何每年新发病例还在快速攀升?

尽管有先进的筛查技术,我国结直肠癌新发病例以每年7.4%的速度快速攀升。这背后与结直肠癌的早期筛查情况长期不理想有直接关系。比如大肠癌是广东省排名第二的高发癌症,接近85%到医院就诊的肠癌患者发现时已是中晚期。

邹鸿志说,一方面是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肿瘤是到一定年龄才会发病的,现在老龄人口越来越多,得癌症的也会相应变多。另一方面与饮食结构改变有关,以前的人没有肉吃,现在的人吃红肉吃多了,吃红肉吃多会慢性地刺激肠道,导致肠道黏膜发生改变,时间久了就出现问题。

但结直肠癌有一个比较慢的发病过程,从息肉、腺瘤变成癌症大约有10年时间,这就给我们多次机会可以找到它,找到它的最佳方式就是筛查。但长期以来,我国的早期筛查情况并不理想。

海军军医大学长海医院主治医师赵胜兵表示,根据我国人口结构,设定“40/50岁”为肠镜筛查的起始年龄,全部肠镜资源用于筛查,其中50岁至75岁之间就有2.9亿高危人群,完成筛查需要耗费50.4年。而我国内镜资源和人才严重缺乏,是无法完成全国人群结直肠癌筛查的。免疫化学粪便隐血试验(FIT)无法检测出“不出血的病变”,对早癌和进展期腺癌的敏感性偏低,一般仅20%至30%,在高危人群中不足50%。

根据《中国中晚期结直肠癌患者诊疗现状调查》,85%的患者不了解结直肠癌早期筛查的知识,97%的患者并未做过肠镜筛查,83%的初诊、确诊结直肠癌的患者已经在中晚期。

邹鸿志觉得公众的早筛意识还远远不够,以前传统方法筛查出的阳性肠镜依从性都很低,大多数人没有去做进一步诊断。如果大家都明白筛查的意义、重视这个筛查,就会去做后续的检查。康立明筛查出的肠道病变患者中,80%以上都是早期肠癌或癌前病变,这些人都可以得到彻底根治。

在邹鸿志看来,如果中国要达到与美国相当的筛查渗透率,还有相当大的难度,结直肠癌筛查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由政府来主导和推动。比如,如何让老百姓有更深刻的认知,需要政府部门反复地去教育患者。作为企业,也可以积极地去跟政府的有关部门接触,争取把一些先进又经济实惠的检测方法纳入医保。